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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抗战电影 每一部影片都是有力武器

发布时间:2019-11-23 11:39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如今说起中国电影的繁盛地,很多人想到的是北京、上海等城市。鲜为人知的是,70多年前的重庆,却是当时中国电影制作发行的重镇。

  重庆,集聚了当时中国主要的制片厂、发行机构和一大批进步电影工作者,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电影界的所有精英。他们不仅是重庆抗战电影的中坚力量,也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重庆,开创了中国纪录片摄制的先河,《民族万岁》、《西藏巡礼》等先后问世……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军阀!”1940年12月31日晚上8点,重庆国泰大戏院内掌声雷动,观众的高呼一声高过一声,现场热血沸腾。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带头高呼的竟是站在台上的日本战俘,他们也是电影《东亚之光》的主演。随后,他们还含着泪与现场观众一起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

  《东亚之光》讲述的是有感于中国政府的宽大和中国老百姓对日军暴行的控诉,日本战俘觉醒并参与对日宣传工作的故事。影片中的战俘都是由重庆第二战俘收容所的日本战俘本色出演,其纪实性在当时史无前例,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其实,《东亚之光》只是重庆抗战电影的代表作之一。抗战期间,重庆的4家大型电影机构,共拍摄了200多部各类影片,不仅代表了民族政治利益的声画宣谕,也对中国电影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位于渝中区观音岩的抗建堂,其古朴的风格如今看上去与周围的高楼有些格格不入。70多年前,这里就是鼎鼎大名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中制)的厂址。

  1938年9月27日,中制由武汉迁来重庆,选址观音岩纯阳洞。那时的纯阳洞还是一个荒凉的小山丘。

  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和编导委员会主任阳翰笙的领导下,中制团结了众多进步电影工作者,如史东山、司徒慧敏、夏衍、蔡楚生、郑君里、舒绣文、张瑞芳、秦怡等,职员从最初的220人增加到466人,成为当时大后方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制片基地。

  比中制来得更早的,是中央宣传委员会下属的中央电影摄影场(以下简称中电)。中电在1938年初从芜湖迁来重庆,在南岸玄坛庙黄家巷租下了一幢别墅作为场址。中电旗下则拥有赵丹、白杨、魏鹤龄、王人美、吴茵、顾而已、金焰、高占非、沈西苓、孙瑜等一批优秀电影工作者。

  1942年、1943年,直属于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中国农村教育电影公司也先后在重庆成立。

  “这无疑让抗战时期的重庆电影获得了注入式发展。”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虞吉说,正因为重庆抗战电影的产业基础是官营电影体系,加上当时正处于民族危难的紧急关头,因此也决定了重庆抗战电影“鲜明的正统色彩”,当时重庆出品的每一部影片都是抗战的有力武器,呈现出与此前电影完全不同的特质。

  “昨天场场客满,售座记录突破任何一切巨片”、“已看过者请勿再看,以免场场拥挤;未看过者敬请早临,以免向隅。”1940年2月,重庆有影院居然在报刊上刊登这类启事。

  据统计,当时“中电”出品的影片平均每月有7万人观看,换言之,每天有2000余观众;而“中制”方面,平均每天有该厂出品的一部半电影在放映,全国人口每250人中即有1人看该厂的电影。

  如果问抗战期间什么电影最火?恐怕要算中制出品的《日本间谍》了。该片根据意大利人范斯伯的自传《神明的子孙在中国》改编而成,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滔天罪行。1943年4月,影片在国泰、唯一、抗建堂等三家影院首映,场场爆满。甚至在抗战胜利后,该片还在上海大光明戏院连映40多天,创下了战后国产电影的最高卖座纪录。

  抗战期间,重庆摄制的纪录电影也达到中国电影史上前所未有的高点,涌现出大量品种丰富的纪录片,包括纪录片种类中的“重头戏”——大型综合性纪录片。比如,由郑君里编导、历时三年远涉数省完成的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讲述了汉、蒙、回、苗、彝等民族的风土人情以及各民族人民身处抗战大潮中的踊跃表现。

  《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曾对重庆抗战电影如是评述:“这时期的电影无不宣传了抗战思想,描写了抗战现实。尤为可贵的是其中的大部分影片,都不同程度体现了中国的全民抗战的人民战争思想。发动群众抗战,表现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参加抗战,构成了这一时期抗日电影创作的基本主题。”

  那时在上海和香港,虽也有极少量直接或间接反映抗战的影片,但大多数仍为营利性的娱乐消闲片,只有重庆电影界坚持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任务,因此重庆出品的电影也成为抗战电影的中流砥柱。

  “重庆电影使娱乐变成了教育,使闲散悠逸变成了勇敢进取,都是慷慨激昂的抗战故事,我们再也不要看些风花雪月浅薄无聊的作品了。”著名戏剧教育家余上沅当时在《时事新报》上这样评价。

  “拍这样的片子很有意义……你们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写出反映抗战的作品,是一个经验,值得很好地总结一下。”1938年,导演司徒慧敏在重庆向周恩来汇报电影《血溅宝山城》的情况,没想到周恩来对电影给予高度评价。这让司徒慧敏瞬间有了底气。

  “抗战电影所取得的成就,与周恩来及其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密不可分。”虞吉表示。

  著名演员张瑞芳抗战期间到重庆后加入中国。她在《张瑞芳回忆录》中表示:“我们那时虽然很穷,但精神上却很开朗。周总理常利用请我们吃饭的机会,给我们讲形势,我们也向总理反映情况,他心平气和地听。”

  当年在重庆,电影演员项堃与阮斐结了婚,有了孩子,但阮斐没有奶水喂孩子。周恩来和知道后,专门派人到医院看望,并给予经济上的支持,让项堃夫妇十分感动。

  秦怡来重庆时还是名16岁的学生,抗战期间她在重庆生活了6年,重庆是她艺术生涯开始的地方。她在《回忆在重庆的日子》中写道:“我演了好戏,有了一点点成绩,他们(指周恩来和)就鼓励我;我演了坏戏,他们就教育我;我生了病,邓大姐还亲自来探望。连我的孩子当时有病,周总理在1957年还记得是胃病,还问我是否好了?这一切,使我在幼稚的心灵中,开始树立了要做一个好人的人生观。”

  “在南方局的领导下,重庆抗战电影呈现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为大后方文化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重庆的战时电影不仅代表了民族政治利益的声画宣谕,而且影响深远。战后拍摄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等影片在内容上与大后方的抗战生活密切相关,并大量使用纪实手法,促成了战后中国电影的辉煌。”虞吉评价。

  为了让电影更加深入民心,由郭沫若任总队长的军委政治部“电影放映总队”和中电流动放映队还将电影送下乡,送进部队。中电的流动放映队分别下辖十个分队和六个组,映区广达十余省,形成了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流动(义务)放映网,映出场次和观影人次都创下历史之最。而放映业与制片业的同步发展,也保证了电影作用的充分发挥。

  抗战期间,重庆也成了中国的电影发行中心,除集中了国内的一些电影发行机构外,国外的如苏联亚洲电影公司,美国的米高梅、20世纪福克斯、派拉蒙、华纳、哥伦比亚等均在重庆设有发行机构。

  当时重庆除了向国内发行影片,还向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瑞典、缅甸、印度、泰国、新加坡、菲律宾等13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一大批抗战电影通过各种国际性社团或中国驻外使馆向国外发行,并在各国大都市放映。仅中央宣传部下设的国际宣传处在抗战期间就向海外发行电影60余部。

  与此同时,许多外国影片也在重庆各影院放映。仅1944年,在重庆放映的870部影片中就有614部是外国影片。中外电影的双向交流,不仅促进了中国电影向外国进步电影学习,提高中国电影艺术水平,更重要的是使重庆抗战电影在世界反法西斯文化阵营中更充分地发挥了作用。

  抗战时期的重庆电影,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电影编、导、演和制作人才,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电影《日本间谍》中,中国演员罗军为了演好洋人范斯伯,把头发剃得一根不剩,连眉毛也全刮了。

  每次拍摄前,罗军都要在光滑的头皮和眉骨上涂上一层又一层的胶水,再粘上一层又一层的黄毛,然后用梳子梳直,用剪刀修建。胡子也是如法炮制,鼻子也得涂上鼻膏,使它隆起。

  1937年,白杨随“影人剧团”来到重庆。虽然此前她只演过电影《十字街头》,但其庄重的形象,成为当时中学生的大众情人。

  到重庆不久,上海新华影片公司的张善琨打电报给白杨,许以别墅一栋,汽车一辆,高薪请白杨回上海拍电影;明星公司也通知白杨回上海复职,除月薪三百元外,拍电影报酬另计。

  但白杨不为所动,而是坚持留在了重庆拍进步电影,过着吃平价米,用海椒面拌牛皮菜的清苦日子。

  为配合抗战电影的宣传和评价,抗战时期,重庆诞生了电影刊物,一些报纸上也有了电影专刊。

  《中国电影》杂志1941年2月在重庆创刊,由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辑发行。《中国电影》的编者说,这是一个“学术研究,客观眼光”的刊物,是“配合抗战建国的一支艺术别动队”;同年,《电影与戏剧》也在重庆创刊;1943年,《今日电影》在重庆出刊,标明是“大后方唯一的半月刊”。

  当时重庆出版的报纸也很重视电影的宣传和评价,《新华日报》曾先后刊载毕克尚、葛一虹、夏衍的影评;重庆《新民晚报》辟有《电影与戏剧》专版;《新蜀报》辟有《影与剧》专版;《大公晚报》副刊也经常刊载影评及人物专访。

  整个抗战时期,重庆各报刊共发表电影评论文章660余篇,除对当时的国产抗战电影及时给予肯定评介,对其他不利抗战的消极影片也及时进行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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